美国经济会否走向“孤岛繁荣”？
◆ 孤岛繁荣”，被认为是特朗普的政策目标
◆ 美国经济温和增长，但再提速难度亦大
◆ 面临三大矛盾，政策进入磨合期
扩大财政刺激和政府债务高企之间的矛盾
存在低利率政策和举债开展基建的结构性矛盾
鼓励制造业回流与强势美元的矛盾
◆ 重视美国经济走向变化的对华影响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曾认为，“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美国就像一个繁荣的孤岛”。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的势头努力保持了7个年头，GDP增速由2013年的1.7%提升至2015年的2.6%，看起来像是世界经济中的一抹亮色。
观察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政策目标，一定程度上是要实现美国经济的“孤岛繁荣”，即一方面通过减税和基建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以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方式降低国外产品、劳动力对国内市场的冲击，确保经济增长能够惠及国内的产业和工薪阶层。
不过，以当前的美国经济走势和政策前景看，明年美国经济将处于一个经济增速换挡和政府换届政策磨合的过渡时期，美国经济增速难以显著跃升。
美国经济增长再提速难度加大
2016年前三个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逐季走高，分别增长0.8%、1.4%和2.9%，但平均下来仅增长1.7%，较去年同期2.2%的水平显著放缓。其中，占美国经济总量近70%的个人消费开支增长较为平稳，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为1.11、2.88和1.47个百分点，波动较大的主要是企业固定投资和库存。
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率在年初降至5%后基本保持稳定，在经历了缓慢回升后，美国经济已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后公布的数据显示，被视为经济完全就业的中长期失业率预估为4.5%～5.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的长期失业率是4.9%。如果从以下三个角度判断，美国经济也已经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制约了经济提速空间。
首先，经济创造就业的步伐正在放缓。前10个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月均为18.2万人，低于去年同期的22.9万人，也低于2012年以来月均19万人的水平。劳动参与率虽略有回升，但仍处于低位。不过，即便在经济较快增长的2005～2006年，美国月均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只是19.1万。而且，现在美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美联储报告显示，劳动参与率大约一半的降幅归因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期。
从行业数据看，除采矿业等个别行业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多数行业新增就业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因此，放缓后的非农就业增量仍属较高水平，在当前的经济运行条件下已难以创造更多就业。此外，9月份离职率达到2.1%，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职位空缺率更一度升高至3.9%，为2000年以来新高，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劳动力闲置的情况已显著改观。
第二，产出缺口收窄至较低水平。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产出缺口得到修复。虽然OECD数据显示，美国产出缺口自2009年后直至2019年才能收窄接近零的水平，但这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挫导致的采矿业及相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影响。据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美国产成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基本接近危机前水平，半成品制造略低于危机前水平，也相对平稳，未成品制造业利用率则自2014年下半年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直线下降，由最高时的88.4%降至今年二季度的74.7%。
第三，薪资和通胀面临一定上涨压力。根据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定义，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将体现为薪资上涨压力，进而带动通胀加速提升。虽然从整体看美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劳动力成本指数增长也放缓，但从行业数据看美国薪资已出现加速上涨。除采矿业增速放缓外，制造业行业工资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服务业中除信息业外，金融业、商业服务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业工资增速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以来占据多数新增就业岗位的中低技能或低收入行业的工资则出现加速上涨的迹象。
以个人口径统计薪资水平的亚特兰大联储薪资指标显示，美国10月份的薪资增速已经达到危机前4%左右的水平。而且，美国核心CPI自2015年11月起已连续12个月位于2%以上，医疗保健、娱乐等服务业相关的消费价格呈现加速上涨态势。
综上判断，短期内拖累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已逐步消退，但结构性因素仍制约着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提高。从长期看，劳动生产率决定美国经济增长潜力。2010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幅不到0.5%，远低于2003年至2007年年均2.5%的增速。截至今年第二季度，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更是连续三个季度下滑，创1979年以来劳动生产率下滑时间最长纪录。受劳动生产率下滑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联储预计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仅为1.6%至2.2%，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潜在增长率为2%，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随着美国经济继续复苏，经济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新增就业和GDP增速都将进一步向长期趋势水平靠拢，增速会进一步放缓。据计算，新增非农就业每月仅需达到17万人的平均水平，再过12个月，美国经济就可以达到美联储预测的4.5%的充分就业下限。现有政策下，美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2%附近，OECD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
而按特朗普设想的要实现3.5%～4%的经济增速，美国经济需额外增加1.5～2个百分点，这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在当前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难以实现。而且，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大规模财政刺激将推动通胀快速走高，迫使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这又可能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下跌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面临三大矛盾，政策进入磨合期
为实现美国“孤岛繁荣”的政策目标，美国有可能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保守的贸易政策相结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但政策真正落地前有待进一步调整和磨合。
一是扩大财政刺激和政府债务高企之间的矛盾。虽然近年来美国财政恶化的趋势有所改善，但整体债务规模攀升的趋势并未得到逆转，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福利支出刚性增加及债务积累和利率提升导致的利息支出增长，都将进一步增大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CBO曾预计，到2026年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由当前的73.6%攀升至85.5%，创二战以来新高。
减税和扩大基建项目将加速这一进程。2017年美国将面临政府债务上限再次上调。长期看，如果按照特朗普最新的减税计划，预计未来十年美国政府债务将大幅增加72万亿美元，债务问题将更加积重难返。
二是存在低利率政策和举债开展基建的结构性矛盾。特朗普竞选中多次公开质疑美联储的独立性，认为低利率政策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严重损害美国储户利益，并指责联储主席耶伦延缓加息以维持奥巴马任期内的经济繁荣，帮助希拉里竞选总统。现在，市场预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通胀预期上升和共和党的鹰派倾向将加速美联储加息的进程。11月8日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50个基点，创去年下半年加息以来新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胀预期的上升。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也表示过其并不反对低利率政策，而且低利率实际上有利于其刺激经济增长及发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主张。
三是鼓励制造业回流与强势美元的矛盾。特朗普赢得大选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美国蓝领与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反对TPP，实施贸易保护及鼓励制造业回流是其对选民在贸易政策上的重要许诺。他也曾表示强势美元有损美国企业的利益。要提升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无疑需要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在2009～2014年美元贬值期间，美国出口增长了50%，但随着2014年下半年美元进入升值周期，出口显著下降。如果特朗普大力推进基建加减税的财政刺激政策，将继续提升通胀及加息预期，进一步推升美元，这不但不利于扩大出口，也不利于推动制造业回归和蓝领工人的就业。
因此，在特朗普政策主张本身存在三重困境情况下，上台后必然要更多考虑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经济后果，而非简单迎合选民的诉求，其政策主张也会从竞选时的求变向上台后的求稳，从竞选时的走极端向上台后更偏中间化转变。
实际上，赢得大选以来，特朗普已经在贸易保护程度、基建支出规模、撤换美联储主席耶伦等问题上态度有所软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情绪在大选后迅速改善。明年将是美国新政府执政后的政策磨合阶段，减税及基建支出的规模不仅可能迫于财政及政治压力进一步缩水，而且由于需要通过国会立法或预算批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最快也要明年下半年或2018年才会见效。
综合来看，尽管市场对明年美国经济的表现有了更多期许，但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经济更大的可能是继续保持在2%左右的增速上温和增长。
重视美国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经济增速换挡以及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倾向，将令世界经济更难摆脱持续低迷态势。
其一，美国经济增速换挡将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并对中国外需构成一定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陷入持续低迷，中美两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汇率法计算，中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各为25%左右。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减速，世界经济也将面临一定的放缓压力。
OECD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3%下调至2.9%，2017年预期增速从3.3%下调至3.2%，下调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增速放缓抵消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好转对全球经济的改善。其中，美国今明两年的GDP增长预估分别下调0.4个和0.1个百分点至1.4%和2.1%。同时，美国经济放缓及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也将对我国出口造成一定冲击，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累计同比下降7.8%，不仅大于总体出口7.5%的降幅，也大于对欧盟、日本出口的下降幅度。
其二，美联储推进货币政策退出将带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自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以来，美联储向利率正常化每迈出一步都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阶段性动荡。普遍预计明年加息及美元保持强势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将造成国际资本流向和国际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在此期间，中国面临的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也将显著增大。
其三，美国短期对华政策示强的可能性较大，中美关系在今后一段时期将面临新的磨合。从美国总统政治周期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历史经验看，中美关系可能延续“先抑后扬”的传统走势。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短期内可能有所升温。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解决、投资协定谈判中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设置更高门槛。此外，由于共和党对气候变化议题持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立场，中美在气候变化、减排温室气体上的合作空间也可能受到打压。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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